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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玉:苦乐交织的探索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中国篆刻网 作者:穰玉
【热度2997票】 时间:2008年8月28日 17:27
  最近陪一位朋友参观上海博物馆,也在印章馆里浏览了一番,我随意掇拾了些印章中的历史地理、文字形制和流派掌故作了介绍,走出门,朋友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这小小的印章里竟然也有这么多学问!”我听了会心一笑。朋友的话代表了这样一种看法:印学研究在大众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学科。但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即便小,也总有不少痴情的人在耕耘,点点的星光,才汇成了绵延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银河。这不由让我想到一句话:“历史文化哪怕一个小小的分支,都因其丰厚的底蕴而具有令许多人一生深情无悔的感召力。”说这句话的是著名篆刻家、印学家、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孙慰祖先生。
  正是在这条别人看来冷清寂寞的学术之路上,他已默默耕耘了近三十年。三十年如一日!
  尽管他素以悄然无声,不事张扬的风格被圈内所称道,但同样的事实是:他在这一领域业已取得的建树,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他的研究成果所填补的一系列的印史空白和作出的许多科学结论,也已成为当代印学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印学的群山中,他是别具风格的一峰!
  如果将他的印学研究体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主干是围绕实物所展开的一系列类型、形制、断代、辨伪等方面的印章本体研究。站在学术史的角度,他认为这是传统印学研究的相对薄弱的一环。同时,作为一个学养丰厚的艺术家型学者,他的眼光也投射到了中国印史和印艺的相当广阔时空范围:从古玺印到文人篆刻,从商周玺印的起源、隋唐印制的转变到宋元文人篆刻的萌芽,从铜玉玺印到陶瓷印、印模、封泥,从文字史料到印作的艺术赏析,从官印制度到入印文字,从中土实物到域外朝鲜半岛、日本的遗迹……可以说,现阶段所界定的研究范围之内,几乎都有他跋涉的足迹。他思维活跃,积累深厚,所作的研究已俨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仅此一端,在当代印学界中,也是罕见其俦的。
  中国印史的科学描述,需要建立在各个时代丰富的印章实物资料的体系之上,为了排除长期以来存在的若干盲区和梳理过于疏阔、模糊的结论,他认为古玺印断代和辨伪研究的深入,构建起完整的实物、资料序列,是现在乃至以后一长段时间内紧要和迫切的基础性任务。然而这也是一项对资料收集整理要求很高,极难展开的工作。凭借上海博物馆大量的实物和资料条件,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相继推出了《古玉印概说》、《两汉官印汇考》、《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西晋官印考述》、《元八思巴字私印研究》、《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等专著和论文。读这些文章,读者不难发现,每一专题上,就当时所能搜集的实物和文献资料,他都作了广泛深入的挖掘。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既遵循了传统汉学的实证作风,又以严谨科学的逻辑结构展开,结论信实有力。他的研究方法既简单又吃力:在每一个时间段上,依据文献的考证和出土资料挖掘,排比出一批标准品,然后从中抽象出印文风格和形制上的共同特征,以此为基础,层层推开,层层深入,从而建立起各个时代印风印制的框架,并且往往举一反三,带出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正直、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文字发展等具体问题的阐明。在这些研究中,尤其可贵和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充分统一了印章的器物形制和用印遗迹、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几方面的完整信息,论证结论深刻而精警,每每发人所不能发。他有作为文物鉴定专家接触实物相对广泛和便利的条件,又有作为书法篆刻家对文字书风的高度敏感,这些优势,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例如他对西汉、西晋官印的钮制作出分型,将西汉印文常用字形体排列成分期演变表,科学而具有鉴定工作的可操作性;他从元代八思巴字私印的形制中抽象出元代私印常见的薄台小杙钮的一般特征,以此作为元私印断代的形制标准;他从北朝官印的印形尺度、文字书风的变异和使用方式的转变,有力地得出隋唐官印体制源于北朝的论断;他还将唐代官印的风格和形制特征作为推定唐代私印的辅助论据,并与宋代私印反比,首次勾勒了唐代私印的一般状况;甚至在并非本学科的秦汉铜器铭文研究上,他将丰富的玺印文字和器物鉴定经验推广到铜器铭刻,在《秦汉金文汇编》一书中初步提出了秦汉金文的分期特征与辨伪方法;等等。他的这些研究,使以往相当部分模糊迷离的认识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有的课题,几乎达到了现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至,令人叹赏不已。他曾谈到这些年的研究感受,“多少有点望尽天涯路的苍凉,但却着迷似地穷索不已”,这是他一贯的心态。能够探索或者解决自己未知的学术课题,哪怕在别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他都觉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如果冷静地作一评估,他在印学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为本学科的进步打造了坚实的进境阶梯,同时也为相邻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新结论,新史料,这才是他的学术意义所在。
  孙慰祖先生的古封泥研究,是学术界公认的对于当代印学的一项贡献,他为之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他的《古封泥集成》和《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两书,是这一领域冷寂了半个世纪后,当代封泥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辑成于90年代初的《集成》几乎搜罗了存世所有封泥遗迹,其编排体例科学严谨,主线、辅线分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如他所说,图录的编辑“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存古’性质,但今天的认识条件已与旧金石学时代不大相同,整理的结果往往导致新的结论,整理的方式和角度当然也会融入新的学术观念”。因此,《集成》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一部完备的封泥著录,更是对古封泥研究历史的一个全面总结。同时,以《中国古封泥研究》为代表的系列著述,通过封泥的出土、收藏、著录、断代、辨伪、史学价值、研究前景等全方位的探讨,全面展示了他在封泥研究上的积极探索。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的精诣之处,在于着重就封泥的形制和文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敏锐地觉察到受封缄方式影响的封泥形态与一定时代有着内在的对应联系,提出了封泥断代和形制分型的创新理论。这一规律的发现,为封泥的断代、辨伪提供了新的客观标准,填补了封检形制研究上的空白,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他的论述、观点,已经成为现阶段封泥研究领域的最前沿成果,也为近年秦封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方法基础。如果将《集成》视为承前,把《研究》作为启后,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封泥面世一百多年以来前后相承的艰辛收集、整理、鉴别、研究工作,在他手中,已经画上一个扎实、丰满的分号——当然,我以为,在学术发展的字典里是不应该放入句号的。
  明清流派篆刻的研究,也是孙先生印学研究中别有钟情的一支。相对古玺印来说,文人篆刻的研究要热闹得多。八九十年代,元明篆刻的梳理和明清印论、印谱研究等重要成果有力带动了探讨风气的高涨。但是,整个学术的深入也并非绝无隐忧。孙先生曾坦诚地指出,从整体上看,现今“对明清文人篆刻的研究方法还处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轮廓化的层面,具体周密的作家作品的综合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即使从普及来说,印人、印作的赏介也并不仅仅止于模式化的生平略历和艺术描述,还有更大的文史价值和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需要去开掘、认识。”有鉴于此,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印家的个案研究。他已完成的《董洵研究》、《关于巴慰祖父子的篆刻风格》、《邓石如篆刻作品系年》、《邓印辨误》等一批论文,标志了这方面所作努力的成果。如其所言,课题的确定是“有意识地选择了长期令人困顿而又缺乏现成资料的问题”,这种避虚就实,迎难而上的选择,显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顽强的攻坚意识,也体现了甘于寂寞,不因人热,不走捷径的踏实性格。他对流派渊源的探讨、印家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作品的系年、辨正,工作进行得扎实而深入,获得了若干新的结论和进展,还原了诸多印家艺术客观面貌和历史地位。当然,个人所能完成之作在学科研究的历史任务面前中,总是有限的,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还有待于更多学者更长期的投入。因此我觉得,孙先生的探索研究在方向、方法上的开拓、启发和号召的意义远大于已获得的结论本身。这一点,相信将来的学术发展会证明。
  服务于教学和普及工作的篆刻鉴赏、创作辅导的文章,也是孙先生精心调炼,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是他印学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常以漫谈、随笔、鉴赏、创作杂感等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印学的所思所想。这类小品文,形式简短,意味隽永,折射出敏锐的洞察力,闪烁着睿智的灵光。我以为,这类小文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对一个研究者而言,综合素养的完善,思考的交叉和跳跃性,正是随时随处激发思维灵光的活跃源泉。因此,即便是在这他并未全力关注的方面,他所提出的诸如类型风格的学习方法、形式块面的分析方法、现代审美语言的表达方式等思考和实践,也显示了他蓬勃的理论创造力。
  记得大概是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文化艺术有太多吸引人的魅力,人的微末一生终究难以穷尽其涯,因此他忠告后之学者,为学务必专精,方能有得。这一点,孙慰祖先生是深契于心的。他常常在闲谈中自嘲式地将自己比作一只跳入“小口深井”的青蛙,数十年来在印的方寸天地中求索不已,苦乐交织而无怨无悔。这“井底之蛙”的寓像自然是他谦逊幽默的表现,其实他的学问除了高度的精深之外,何尝不是丰厚而绚丽呢?不少人在读过孙先生的论印文字后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他的文章,文质兼备,逻辑谨严,统计准确,叙述精练,常常在偏于传统的古质简淡的外形下,包蕴着丰富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结论,真可谓沉酣痛快,动目警心。坦率地讲,能将严谨的学术论文写到这个份上,是不多见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看法:中国的书画篆刻家,他最好首先是一个学者,至少也要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中国的人文学科学者,也必须要有艺术的修养。我想,站在这一点上,再来对孙慰祖先生的学术风格进行探讨,对当今印学的发展、篆刻艺术走向更深层的繁荣更或传统文化的勃兴,或许是不无学术以外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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